3.烹点的得当
在茶品、茶器齐备的情况下，接下来就是宋代末茶茶艺的关键环节———点茶。和茶品要求及茶器选择一样，烹点的所有环节都服务于茶之清的充分展现。
在正式进入点茶手法之前，需要碾茶，将敲碎的茶饼放到茶碾之中，快速将其碾成粉末。快速碾成粉末可以保证茶色的洁白。其次将碾成粉末的茶放到茶罗中细筛，以保证点茶时的茶末足够细，只有足够细才能打出好看的茶汤。
再者是选水烧水。宋徽宗认为点茶之水以清轻甘洁为美，首取山泉。最后热盏之后就开始正式进入点茶的程序。点茶的第一步是调膏，即在茶盏中放入适量的茶末，然后先注入少量的开水，将其调成均匀的茶膏，然后一边注水一边用茶匙（宋徽宗之后主要用茶筅）击拂。
《大观茶论》中指出要注水击拂七次，以达到茶汤的轻、清、重、浊适度。
在点茶的整个过程中，就是一次视觉的盛宴。要得到茶之清，需要天、地、人、种的齐全，即要采用生长于清明春日的细嫩鲜叶，这些茶树要生长在可得天地精华的地方，在采制的每个步骤都要恰到好处以保证茶的真香真味，除此之外亦需要烹点得当。相比较而言，煎茶则不似点茶这样重视茶汤的物质性呈现。
三、煎茶之清：品格之标举
点茶法由于自上而下的喜好，成为两宋社会的茶饮时尚，但在更为广泛的士人群体中，煎茶更加受到推崇。点茶法之所以风行，与宋代的贡茶制度密切相关。但贡茶同时又是地方官员非规范化竞争谋求晋升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地方官员为了自身利益迎合上层的喜好，不惜劳民伤财，这成了贡茶制度受广大士人诟病之所在。
正是因为士人对点茶法所指涉的一系列社会意涵的不满，因此有意选择煎茶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进而形成了与点茶法旨趣迥异的实践方式。
1.煎茶法的政治意涵
扬之水在《两宋茶事》中指出，由于点茶的高潮在于点，在于纯白茶色的展现，因此需要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等各方面的完美配合，而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蕴藉。
点茶和煎茶的另一个差别是，点茶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与清谈。但煎茶之所以得到士人的推崇和实践，不仅在于审美上的差异，也不仅在于适用场景上的分野，而更多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
苏轼的《荔支叹》就是一例。其中粟粒芽指的是武夷的上品茶叶。前丁后蔡指宋朝丁谓和蔡襄。
丁谓在至道年间（995—997）任福建路转运使监制龙凤贡茶。随后蔡襄（字君谟）继任此职，督造贡茶。在宋太宗诏制的龙凤等茶之外，又添创了小龙团茶，仁宗心悦，将小龙团纳入贡茶范围之内，并在第二年下诏第一纲贡茶全部进贡这种比龙凤茶更为精细的小龙团。
蔡襄此举一出，便受到当时人的批评。谄媚皇帝投其所好这种事情是大丈夫所不齿的，蔡襄制造精细化贡茶的行为便被士人所诟病。蔡襄此举使得此后北苑贡茶的数量和精细程度都层层加码，民不堪其扰。
到了宋徽宗时期，精细化之路愈演愈烈，宣和二年（1120），福建路转运使郑可简再别出心裁，创造了用银线水芽制作的龙团胜雪，成为宋徽宗心头好白茶之外的头等贡茶。
贡茶扰民，因此与贡茶紧密相关的点茶法一并受到冷落，在这种情况下，煎茶成了士人表达自己态度的一种方式。
2.茶器之精简
煎茶法不似点茶那般需要繁复的点茶工序，只需将干茶茶末直接放到开水中去煮即可，因此在茶器的选用也与点茶大不相同。茶器本身也是实践者态度的表达。
以苏东坡的《试院煎茶》为例。这首诗作于熙宁五年，苏东坡在杭州监试。当时用王安石议，改取士之法，有点讽刺的意思在，因此，苏东坡这里实在是借煎茶而表现了一种姿态的。
苏轼这里讲了两个与茶相关的人：唐代李约和北宋文彦博。李约因其操行而闻名于世，为人恬淡，最终弃官归隐。李约爱好饮茶品茗，能够自己制茶，并且常对人说煎茶需要用明火和新鲜的泉水。
这里讲的北宋潞国公文彦博的故事，强调的是其对茶器的使用，讲的是煎茶所用之具，而不是点茶所用之具。诗中银瓶指的是银制煎水汤瓶，是点茶的用具。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所裁给，即在点茶法中金银所制的汤瓶被认为是上品。而苏东坡这里则强调银瓶点茶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世人尚不能明白古人的煎茶之意。
下面他讲到了煎茶所用器具砖炉石铫。砖炉亦即风炉，是煎茶煮水的用具。铫是煎茶时煮茶容器，又称铛，雅称为鼎。一般带柄有流，也有把柄换成三股交合提梁的煮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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